七七级有个学生叫冯泾若,学习是出了名的用功,像个书呆子似的,人际交往不是很擅长,他就爱学习。读大学前,他是兖州矿务局南屯煤矿采煤机组的维修工人,连高中都没有读完。但他爱学习,人家下班时间休息,他却在学习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很顺利地考入山东矿业学院。那个时代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英语底子薄。之前的中小学教育连基本的文化课都无法正常化,很多学校更是连英语课都不开设,学生的外语,基本都是靠自学。而当时的社会,恰逢改革开放初期,大量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,对英语的要求很迫切。整个社会都洋溢着学习外语的激情,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拿着个小本子在背单词。
一入校,冯泾若就开始拼命学习英语,他常说:“我英语不行,我就怕我英语跟不上。”在矿上的时候,他就喜欢搞点小技术革新什么的,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程度极为迫切。升入了大学,更是贪婪地汲取知识,时间抓得特别紧,点点滴滴的时间都要用在学习上面。在校园,老师和同学们经常看到他每天走路都是小跑步,背个书包,一个小黄书包。
大学毕业后,冯泾若又考取了我们学校的研究生,后来分配到上海煤矿研究所,成为煤研所最早的一批高级工程师。
七七级和七八级,在中国教育史上,是一批特别的学生。他们不仅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,更重要的,他们开创了一个积极奋发的时代。用功,是那个时代的特征。在 80 年代的照片展中,人们经常看到的就是学习的镜头。而在高校,这个特征则更为明显。当时,山东矿业学院并不是市中心,是农村供电线路,晚上经常停电。为了应付这种困难,好学的学生们都是自己备好蜡烛,一旦停电,就把蜡烛点上,继续学习。下午课外活动时间,都不肯离开教室,都在教室里学习。当时,宣传部有位姓严的老师,他有一个任务,就是课外活动时间到一个个教室里去轰学生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对学生喊:“出去啊,都出去,不能在教室里学习了,老在教室里不行,要活动活动。”轰学生离开教室,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校园风景。
电自动化专业有个叫汪鸣的学生,福州人,学习也是出了名的用功。大学二年级要开电工原理这门课,他找到了我(我当时担任系主任)说:“张老师,这门课我能不能不上?”我很奇怪,因为电工原理是电气专业最基础的课程,比较难学的。我问他为什么,他说:“我已经自学完了!”要知道,当时这门课的教材是西安交大新编的,连教这门课的朱老师也是刚拿到教材不久,同学们手中还没有。我不相信,他说,教材中的题自己都会做了。他把自己做的习题交给了我,我转给朱老师看。朱老师看过这些习题,立即对我说:“他不用学了!有些题,我都不准备讲了,可这些题他也全做完了!”
没有上电工课的汪鸣并没有闲着,他们组织了一个学习外语的小组,跟泰安广播局联系,买了一个留声机,几个人在一起学英语。后来,煤炭部跟英国有个合作项目,做矿山支架,要送一批学生去英国学习,要求各煤炭高校都要推荐。我知道汪鸣自学电工学原理,又在自学英语,就跟他说:“汪鸣啊,有到英国留学这么个机会,我推荐你去参加。”汪鸣积极性很高,可是,后来一了解,汪鸣的年龄有点超了。于是,学校就联系煤炭部帮他争取。经过努力,汪鸣终于参加了选拔考试(当时,全国煤炭高校共考上了3名学生)。
就这样,一批批拼命学习的学生走出校园,走向了社会,并以自己的优秀引起了社会的充分关注。记得煤炭部余部长说:“我到矿上去,怎么发现这些矿上的领导们大多是你们山东矿院的呢?”确实,前些年,矿务局的局长们、总工程师们很多毕业于山东矿业学院。记得 20世纪90年代,煤炭部调研毕业10年的大学生表现情况,兖州矿务局曾专门做过一个调查,并为省煤炭局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。调查以1977年以后这10年的大学生为对象。参与调查的人曾这样总结说:山东矿业学院的学生就是棒,就是能干,能团结,学得也比较扎实,很受欢迎。
1988年,学院筹备校庆,经费紧张。有人就开玩笑说,让张荷英去化缘吧,她的学生,不是正局长就是副局长了。
2016年6月,我看到一期《山东科大报》,报纸在第三版头条刊发了一条消息,说测绘学院两个“学霸”宿舍 12 名学生共同考研成功。其中,C5-638 宿舍的6兄弟中,左欣、张岱伟因学习成绩优秀保送读研,其余4人以此为激励,日常生活中基本的任务就是对着课本学习,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;A1-312 宿舍的 6 姐妹则互相督促早起背单词、分享专业资料及高校信息,探讨学习难题攻克惰性。实在撑不住了,就一起去操场跑步。每次大家有所松懈,就有人高喊:“我们一定行,我们必须行,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,只有不努力!”我突然有一种感觉,几十年的时空,瞬间被连成了一条线。从轰不走的学生,到频频出现的学霸宿舍,从东瀛官网已有3位校友成为院士(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),到数以十万计在各行各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校友,学习,已经凝聚成了这所校园的基因,正在一代代传承下去。
选自《科大故事①》(2016年9月出版)(讲述:张荷英 整理:孙善清)